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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沉重的秸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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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沉重的秸稈

發布日期:2018-07-18 作者: 點擊:

黑龍江省秸稈產量逐年增長,雖然政府出臺了嚴厲的“禁燒令”,但“年年禁年年燒”的尷尬局面卻很難打破。

秸稈究竟該怎樣處理?這是一個長期以來備受各方關注卻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的老問題,由此導致的秸稈焚燒難禁止并進一步加重大氣污染問題,令許多地方一到收獲季節就備感頭痛。

作為我國糧食主產區的黑龍江省,2015年秸稈產量高達7200萬噸。去年11月哈爾濱市發生嚴重霧霾天氣,秸稈焚燒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秸稈為何難離田?黑龍江在推動秸稈利用方面走到哪一步?在利用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難?記者圍繞這些問題,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深入全省進行了采訪,呈現出黑龍江在秸稈利用方面的嘗試和存在的困難,希望能為其他地方系統性地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一些參考。

秸稈何以成為霧霾“幫兇”?

秸稈焚燒會為霧滴形成提供凝結核,客觀上會對霧霾的加重起到助推作用

去年10月底,北方的秋天沒等停穩,凜冽的寒風就悄然而至了。

收割后的大地上,一排排秸稈矗立在田野里,還有的被放倒后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一陣風吹過嘩啦啦作響,仿佛是蒼天萬物的秘語。

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雙城區的一些玉米地中,每到夜晚就會看到一些黑影時隱時現,這是當地農民在焚燒秸稈。他們將手中的玉米秸稈點著后,隨后引燃地里的大片秸稈,整個玉米地就這樣呼啦啦點著了。

雖然當地政府高度重視秸稈焚燒問題,白天也有鄉村干部守護,但到了后半夜,仍有一些人在偷偷焚燒。

距離燒秸稈田地的不遠處,就是黑龍江省環境監測中心站高級工程師邢延峰和同事布設的空氣監測點位,他們連續多日蹲守在這里,用國內最先進的顆粒氣溶膠飛行質譜儀、激光雷達等儀器設備,對霧霾天氣的污染源進行快速解析。

之所以在這里設點,是因為雙城區位于哈爾濱市西南方,處于上風向,這里空氣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哈爾濱市的空氣質量。

“去年11月1日還沒有霾的時候,我們監測到秸稈焚燒占污染物的比例為10%左右。但當霧霾天真正出現的時候,秸稈焚燒所占比例迅速上升,有時甚至超過了20%。”邢延峰說,盡管已進入采暖期,盡管燃煤仍是首要污染物,但秸稈焚燒所占比例卻越來越大,一度超過汽車尾氣,成為導致霧霾產生的第二大污染源。

2015年11月3日,邢延峰在此輪監測中迎來了哈爾濱市2015年的首個霧霾天。此后幾天,哈爾濱市的天空一直彌漫著嗆人的煙味兒,醫院的呼吸科人滿為患。雙城區空氣監測點位數據顯示,PM2.5濃度最高值達到了792毫克/立方米,超出良好狀態下的10倍。

秸稈焚燒在霧霾天氣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央氣象臺首席預報員馬學款分析認為,霧霾高發期間,秸稈燃燒產生的煙霧通過平流作用,客觀上會對霧霾的加重起到助推作用。

邢延峰也認為,秸稈雖不是霧霾產生的主要禍首,但卻起到了幫兇或誘導作用,“秸稈中的木質素、纖維素和半纖維素等易燃物質在燃燒過程中部分轉化為含碳顆粒物,為霧滴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凝結核。”

為啥會“年年禁年年燒”?

秸稈沒去處,運出去還要花不少錢,“秋整地”也需要在短時間內把秸稈處理掉

秸稈焚燒自古有之,為啥現在一燒就會帶來嚴重的污染?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在古代,秸稈是重要的燃料,人們燒秸稈生火做飯,產生的煙塵和炭黑粒子等大氣污染物非常有限。再加上沒有林立的大煙囪,就算排放出一些大氣污染物,也不會造成嚴重霧霾。

千百年來,人們在“燒”和“不燒”秸稈之間取得了平衡,和環境相安無事。然而,當人們用上更清潔、更高效的能源后,這些本來可以作為燃料的秸稈就成了“燙手山芋”,農民在收獲后只能大規模焚燒。

在黑龍江省樺南縣紅新村采訪時,村民任富拿出當地政府印發的秸稈禁燒宣傳單給記者看:“干部在村里挨家挨戶地發,告訴我們千萬不要燒,誰燒就罰誰,還要拘留。”顯然,罰款加拘留“鎮”住了多數村民。

“有人不聽勸燒秸稈,不但受到處罰,還被拘留了幾天。我們不敢燒,但費好大勁把秸稈打捆,堆在地頭,可沒人要啊。”任富說。

任富的說法代表了很多村民的意見。無論是堆放在地里的還是待割的,如此大量的秸稈卻“堵”在了地里運不出去。

一方面是政府部門出臺嚴厲的“禁燒令”,一方面是農戶“不買賬”依然偷偷摸摸燒秸稈,“年年禁年年燒”的尷尬局面卻始終無法破解。

當地群眾怎么看待這一情況?在記者的采訪中,有人表示,要制止農民焚燒秸稈,根本措施在于為秸稈找到一個出路,讓農民舍不得焚燒,一味罰款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一位老家在農村的網友感受最深:“近日打電話回家,聽父母說今年又通知不讓焚燒秸稈。秸稈焚燒污染空氣,對身體也不好,但十幾畝地的秸稈如果往家里拉,除了不好捆綁之外,當柴火一年也燒不了那么多。一趟趟往家拉,運輸的艱辛只有農民知道。”

據了解,黑龍江省作為全國著名的大糧倉,近10年來,全省秸稈量隨著糧食產量不斷提升同幅增長,2015年就達到了7200萬噸。而黑龍江省的秋季收獲期集中、氣溫偏低,冬季封凍時間長,秸稈難以腐熟分解,還田效果并不理想。

另外,黑龍江省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導致秋收季節勞動力嚴重緊缺,秸稈的收集、儲存和運輸等一系列問題都難以解決。

在黑龍江省,一到秋天,許多地方政府都要求農民“秋整地”。黑龍江省農墾總局一位農業專家告訴記者,“秋整地”可以建立“土壤水庫”,提高耕地的抗旱防澇能力,可以搶農時、增積溫,減少低溫冷害對農業的影響。但是,“秋整地”也是一把“雙刃劍”,它要求農民必須在短時間內把秸稈盡快處理掉,而剛剛收獲的秸稈含水率比較高,如果隨意焚燒,產生的煙塵則會更多。

秸稈離地“卡”在哪里?

秸稈離田難,根子在于投入遠大于取得的效益,秸稈綜合利用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幾年來,為了給秸稈找條出路,黑龍江省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特別是一些種糧大戶通過將秸稈賣給回收企業,還取得了不錯的收益。

去年秋天,黑龍江省肇源農場職工李淑華感覺比往年輕松了很多,因為困擾她多年的秸稈有人收了。50畝土地,一下子多賺了1000多元,這讓李淑華高興不已。和她一樣,農場里的職工大多把水稻秸稈賣給了當地的一家草業公司,這家公司派人進地,將割下來的稻草用機器打捆,按畝數給錢,還無償幫助整理土地。

“以前的水稻秸稈,除去留著自家燒火用的,大部分都燒掉了。現在賣給了草業公司,不用自己操心,只管拿錢。”李淑華說,今年秸稈還賣給這家公司。

記者春節后來到蘿北縣名山鎮時,當地不少農民還在沉浸在春節的喜慶氣氛里,可是蓮花泡佳禾秸稈回收合作社卻已開工,大小車輛不停地穿梭于秸稈儲存點和秸稈打包車間,一派繁忙景象。

據了解,這家秸稈回收公司在蘿北縣設立了9個回收合作社,使玉米秸稈實現了回收綜合利用,給農戶帶來了可觀的收入。

合作社理事長秦杜海告訴記者,公司向農戶回收秸稈的價格是每噸200元,按照每公頃玉米可產5噸~6噸秸稈計算,1公頃土地就可增收1000多元。此外,秸稈采取機械化方式收集,同時還可滅茬,使農戶在春播時每公頃還可省去滅茬作業費220元。粉碎的秸稈回收率為70%,剩余30%還田,實施免耕播種種植技術,每公頃又可節省作業費200余元。

這些秸稈被合作社收集后,賣給下游企業,成為生物質發電廠的燃料和卷紙、紙巾、餐盒等產品的原料。記者從五常市民意鄉的華田秸稈綜合利用有限公司了解到,這家企業把秸稈打包后,賣給山東泉林集團設在五常市的回收網點。這家企業看中了黑龍江省秸稈產業的巨大商業價值,已經在佳木斯市投資260億元建設秸稈綜合利用項目,生產本色紙漿、本色生活用紙和有機肥。

哈爾濱市太平鎮先發村村民楊士凱同樣因秸稈而高興:“我家18畝地,每畝地有3000多斤秸稈。這些田地就在機場附近,如果燒秸稈,肯定會對飛機飛行產生影響;如果不燒,還無法種地。我用菌劑把秸稈變成牛喜歡吃的飼料,一頭牛1個月大約可節省600多元錢,我家的100多頭牛,一年能節省50多萬元。”

除了這些利用方式,記者還了解到,黑龍江幸福人生態農業開發公司還將秸稈制成可降解的生物合成樹脂母料,用來做飯盒和購物袋。

盡管秸稈有效利用的例子越來越多,盡管政府的“倒逼機制”發揮了“指揮棒”的作用。但目前能被利用的秸稈仍很少,大部分秸稈仍然留在地里。面對這種情況,不但許多農戶感到無奈,政府部門也想不出什么有效辦法。

生物合成樹脂

記者了解到,出現這種情況,根源還在于秸稈利用的投入和產出之間存在矛盾。據初步測算,不管是實行秸稈離田還是還田,都會給農戶增加不小的成本。

對于就地還田,有農業專家認為,經過近些年的研究和實踐,秸稈還田技術已十分成熟,但是由于受低溫地區氣溫與濕度條件制約,秸稈深翻還田技術還沒有在黑龍江省得到大面積的推廣。

秸稈還田困難,離開黑土地也不容易。黑龍江省巴彥縣一位農民告訴記者,秸稈太多了,田里到處都是,如果沒有專門的機械來收,僅靠人工很難收集起來。即使收集起來運出去,還有很多困難,“如果運出1噸秸稈運費超過50元錢,誰還愿意來收集?秸稈本身就輕,很多時候超出公路運輸的標準,運出去也需要不少的錢。”

記者了解到,在黑龍江省,如果把秸稈運到生物質電廠,以含水量45%的秸稈計算,到廠價大約為每噸230元~300元。如果超出這個價位,發電廠就沒有利潤。同時,多數生物質電廠受火電和其他發電方式“擠兌”,基本處在“吃不飽”和“半飽”狀態,短期內難以贏利。

黑龍江省望奎國能生物質發電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李剛認為,秸稈還田每畝20元的補貼仍然不足以調動農民積極性。據他了解,目前有省份每噸秸稈補貼60元給秸稈消納企業,有效解決了生物質發電廠收購價格和農民收集秸稈成本之間的價差問題。

孫耀晨是生物質發電業內人士,他說,秸稈綜合利用或產業化存在難度的表象是秸稈的季節性、收割、儲存和運輸等問題,但實際上是產業效益和利益分配的問題。他表示,目前企業收購秸稈價格在每噸80元~150元左右,這個價格很難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如果每噸達到400元左右,農民有了積極性,但企業成本會大幅增長。

在農村掛職村第一書記的黑龍江省環保廳工作人員汪立志認為,目前對少數獲得政策支持的秸稈還田或回收大戶來說,秸稈禁燒相對容易組織,但是對沒有相應政策扶持的其他種植戶和秸稈綜合利用企業來說,投入遠大于取得的收益,秸稈綜合利用積極性會受到很大影響。如果這一問題解決不好,秸稈露天焚燒的情況還會繼續發生。

政府、農戶和企業如何實現共贏?

只有讓農民在秸稈利用方面獲利遠大于一燒了之,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秸稈焚燒現象。

如何推動秸稈綜合利用,讓政府、農戶和企業參與的這場博弈轉化成“多贏”局面?

黑龍江省政協委員趙又霖認為,秸稈綜合利用大致有“五化”:肥料化、飼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但 “五化”方式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問題。目前秸稈還田雖然技術上比較成熟并在大力推廣,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如還田會消耗大量的土壤氮源,氮肥不足秸稈分解就會很慢。而農機手為了省時省力,減少機械磨損,茬留得很高,高茬還田的秸稈分解速度更慢,直接影響“秋整地”和春播。

生物質能作為“消納大戶”被政府部門和企業一致看好,但是在一哄而上、收購成本高、發電量受限的形勢下,短期內很難贏利。

孫耀晨告訴記者,戴著“減少污染保護大氣環境”與“惠農”的光環,各級政府部門鼎力支持秸稈發電企業,然而資本市場畢竟要遵循價值規律,全國的生物質發電項目普遍不贏利或者微利。秸稈本身的季節性非常強,農作物成熟后才有秸稈可收。在農作物的生長期,電廠會面臨原料不足等問題。

“秸稈是易燃物,不易儲存。隨著秋天的到來,大量秸稈集中收儲,存在很大的火災隱患。另外秸稈儲存時間過長也會腐敗變質,導致熱值大幅下降。”孫耀晨說。

孫耀晨還指出,東北地區的秸稈收集半徑很大,可達150公里,運輸成本很高。更難以控制的是,秸稈的收集受地域限制,“如果農戶之間串聯哄抬價格,當地的秸稈價格就會高得離譜。”而在利益驅動下,也有部分生物質發電企業打著秸稈綜合利用的旗號偷偷地摻燒煤炭,套取國家補貼的現象時有發生。

另外,秸稈發電雖然有國家的價格補貼,但是秸稈發電的排污費核定方式卻比照燃煤發電。李剛說,秸稈在地里燒也就燒了,但是到了電廠集中再燒就有環保要求,需要有總量指標,需要達標排放,“一定意義講,建一個生物質發電廠相當于在當地增加了一個‘排污大戶’。企業需要購買價格不菲的總量指標,同時還要繳納排污費。初步估算,一個30兆瓦的生物質發電廠,每年需要繳納排污費近百萬元。”

黑龍江省政府出臺的“三年大氣行動計劃”則提出,2016年和2017年,哈爾濱市秸稈綜合利用量要分別達到1039萬噸和1154萬噸;到2018年年底,哈爾濱市要完成玉米和水稻秸稈還田200萬畝,推廣民用生物質鍋爐5000臺,建設青、黃貯窖50萬立方米,建設秸稈收儲中心40處,秸稈綜合利用率達到80%以上,綜合利用量達到1360萬噸。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專家秦世平認為,光有目標顯然不夠,幫助農民和企業找到“疏解”渠道才是破局之道。他建議不要光盯著發電,應該因地制宜建設生物質供熱鍋爐取代燃煤鍋爐。

對于秦世平的建議,李剛認為是可行的,他表示利用生物質鍋爐取代燃煤爐解決縣級城市供熱問題是一個發展方向。

“用秸稈代替煤炭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對一些熱力管線難以到達的區域、不具備其他清潔能源替代條件的區域,完全可以應用秸稈成型燃燒鍋爐。”李剛說,生物質是中國傳統燃料,以前以散燒為主,容易導致大量一氧化碳產生、冒黑煙、污染環境,而成型燃燒是由外逐步向內燃燒,與氧氣接觸面積大、燃燒充分,污染較小。

記者了解到,盡管在同樣熱值下,秸稈燃料能節約很大的成本,但目前來看,生物質燃燒器的價格還是有些偏高,一個4噸的秸稈成型燃料鍋爐就要15萬元。

“如果沒有政府補貼,企業很難承受。另外,結焦、煙氣達標排放等問題也需要解決。”秦世平說。

即使現在“風頭正盛”的秸稈造紙,污水的達標排放也成為橫在造紙企業面前的一道“硬杠杠”。

據記者了解,我國造紙工業是從草漿“摸爬滾打”過來,因為草漿生產污染嚴重,所以被迫選擇“棄草從林”,但由于森林資源匱乏,造紙企業回頭來又重新研究草漿。盡管時過境遷,秸稈造紙企業稱“采取了先進的工藝、COD(化學需氧量)指標有很大程度的降低”,但能否真正達標排放、當地能否有總量指標來平衡,這些都是必須直面的問題。否則容易“按下葫蘆浮起瓢”,秸稈問題解決了,但是污水排放問題卻出現了。

有專家提出,秸稈綜合利用是一項社會生態效益高、涉及面廣的系統工程,需要采取科技、政策、法律等多部門聯手協作的立體推進措施,但目前我國還沒出臺系統性的秸稈綜合利用政策,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秸稈的綜合利用。

黑龍江省秸稈產業化服務中心主任孫偉說,秸稈治理利用具有準公益性質,但目前尚缺乏相關有效政策的支持,秸稈還田缺乏資金補助;生物質發電上網受限、沒有額外的電價補貼;工業原料化利用缺少技術經濟政策扶持等,這些都是需要直面的問題。

汪立志認為,應從秸稈還田等綜合利用方式上找出路,通過政策傾斜、資金支持和技術指導,特別是在秸稈收集儲運、終端產品應用等薄弱環節給予支持,才能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也就是說,讓農民從秸稈還田、回收、秸稈綜合利用等方面獲利遠遠大于一燒了之,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秸稈焚燒現象。

針對近年來部分地區秸稈綜合利用補貼錢沒少花、力沒少費等問題,孫耀晨認為,秸稈補貼應該補貼產品,而不是補貼給農戶,“與其在田間地頭控制,不如在末端控制。如果政府把這部分資金補助給生物質發電廠,根據送到電廠的秸稈數量進行合理的價格補貼,這樣既能保證農民的利益,也能保證生物質發電企業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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